除了下乡的宣传小组之外，杜雯还从公社里找了些文艺骨干――所谓文艺就是会唱唱乡间小俚曲的，组织了些笔杆子写宣传歌谣，教他们在东门市或者随小组下乡演唱。临高本地没什么民间娱乐，为了发掘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杜雯甚至动起了城外几座荒废的庙宇道观里的和尚道士们的脑筋――出家人虽然都是出家人，在富庶之地和在临高这样的边鄙之地显然是大有不同的。几座庙观虽然都是明初官府修建的，但是百多年来都没修缮过，弄得破败不堪，七八个和尚，五六个道士常常半饥半饱的混日子。杜雯把他们都招募来了，在饱饱的招待大家吃了几顿饭之后，提出要他们编唱歌颂穿越众的宣卷道情。这两种都是过去寺观里的和尚道士外出游方化缘时唱得宗教性谣曲，以宗教性故事，因果报应类的故事为主，起得是劝善的作用。过去民间娱乐活动少，听、唱宣卷、道情也是百姓们的消遣。
现在这曲子不但要有劝善的内容，还得包括穿越众的种种“善行”，诸如赈济灾民、怜老扶穷、清理匪患、打击海盗等等的事迹，都要编写进去。
杜雯对文艺这套不大在行，好在穿越众中学中文搞曲艺的人都有，请来坐镇审稿，凡是编得好的，每支曲子给一公斤大米的报酬，特别出色的三公斤。这个价码让一直吃不饱的宗教工作者们起了很大的干劲，很快就七七八八的写了三四十支。杜雯要他们下乡去演唱，每天再给一公斤大米的报酬。吃了饱饭，又从穿越者手里拿到了布匹的“布施”的僧侣道人们纷纷做了全新的行头，下乡去搞宣传了。
在这样的宣传攻势的狂轰滥炸之下，整个临高县，从县城到最偏僻的农村，到处都传遍了穿越者的声音。那些抱着拖延态度的村落，现在也不得不从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了，特别是歌谣把穿越者的强大和善心都无限鼓吹之后。
在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而准备的宣传攻势进行的时候，执委会也开始正式的机构调整工作。
虽然在穿越前已经形成了六个委员会，四个直辖小组的基本架构，但是几个月的实际运作表明。这个机构实在是失之于过度简化，结果就是各个委员会下面出现了许多专业小组，有些部门不免有重床叠架的嫌疑，有的则完全脱离了其原来的本意――最典型的就是治安组，现在其功能几乎完全在政治保卫任务上了。而治安却丢给了一个没有编制的所谓“东门市派出所”来管理。
再如现在的情报部门，理论上说执委会下设一个专业的情报资讯组，其实里面多数人和情报毫不相干，主要是搞技术资料和史籍研究的。广州派遣站虽然在名义上是他们的下属，实际上却属于执委会下面的另设的一个情报部。
显然，这种简单粗糙的体系已经不能再满足穿越政权的需要了。这是执委会在开机构调整会议前一致的观点。
“诸位，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权了，除了我们自己，还有了老百姓，是时候出台民政管理机构和办法了。”萧子山在会议上发言，“内务民政委员会这样的体系过去只是为穿越者服务的，这样职权不明不适合未来的发展啊。”
“那你的意思呢？”
“我提议：将内务民政委员会做一次拆分。”
萧子山的意见是，内务民政委员会拆分为两个部门，一个顾名思义的，管理民政事务，也就是管理他们统治下的土著居民。另一个，则改为“办公厅”。
“办公厅？”有人不解。
“我知道子山的意思了。”文德嗣说，“所谓办公厅就是专门负责穿越众本身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事情，对吧？”
“是的，其实现在我管得也是这些东西。但是民政这块以后会越来越繁重，阿德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老是以劳工组负责人和公社社长的名义很不妥当。”
无疑，这对邬德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一旦这样拆分，邬德就成了事实上的民政部长了，属于执委之一了，而他现在只是以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参加执委会会议的。
邬德倒也没表现出什么谦虚的推脱――因为萧子山说得是很有道理的，他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在发言中提出，自己兼任公社社长的事情只能是暂时的，从长远看，还是要以本地人出任社长的职务比较好。
于是以这个提案为开始，执委会大会小会开了好几次，不仅包括执委们，还有各个小组和专业人员参加，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文德嗣在机构调整会议中明确说明，调整固然是件大事，也不能以搞机构膨胀为代价――现在穿越众本身还担负着许多基础工作，机构设置的过多过细，最后的结果必然绝大多数人会忙于行政事务。而且一时间也没有许多合格的当地人来担任各种职务。
经过几天的讨论、争议和私下协商，机构调整方案终于出炉：
内务民政委员会撤销，改为设立民政委员会和执委会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