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当口，张作霖被委任为奉天督军及省长，他上任伊始，即面临着这么一个乱摊子，也着实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张作霖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市面上钞票种类繁多，名目各异。那时候整个东北金融市场流通的纸币有奉天的小洋票，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大洋票，吉林、黑龙江的官贴，吉林的小洋钱，哈尔滨的哈大洋，日本的金票、银券、军用票等等，五花八门。
加上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金融危机雪上加霜。而且奉天财政除负外债1200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这也是老张面对冯德麟对张汉卿要求减少兵员的呼声反应比较低调的原因之一，他是真的有困难啊。
金融盘子端不住，张作霖大帅的位子就坐不稳。
但张作霖并没有退缩，本来在新民土改前，张作霖即以整顿奉天混乱金融为急务，委任王树翰为财政厅长，刘尚清继续留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为此，他一面指示印发纸币，一面没收私帖，用了各种办法，但收效不大。
在王永江、刘尚清等人的帮助下，张作霖开始对奉天财政加以整理。8月4日，他发布训令，宣布奉天货币以大洋为本位。8月18日，奉天总商会与日本商业会议所经过艰难交涉，达成协议，约定“奉天六行号发行的小洋票，以大银元、日本金票、正金钞票和卢布换之，但卢布一种，非经兑换者同意，不得强行搭付。”同时还商定每日兑现以8万元为限，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挤兑风潮的恶性蔓延。
不过，张氏父子对巴布扎布叛匪的打击，对日本人直接还以颜色的强硬，还是让日本人心存芥蒂，何况日本人扶持老张无非也是为了有钱可赚。有一批不务正业的日本浪人专门拿着奉小洋到银行兑换现小洋，使银行穷于应付。韦锡九称：“由于当时须通过东汇（日金）把款调到津、沪，再由津、沪运回现小洋到沈，作为兑换的准备金，但因如此周折运现，缓不济急，不得不由当地把日人兑去的现小洋用高价收回”。
而如此“高价收回”，更助长了日本浪人的挤兑热情。9月底，50多名日本人成群结队地跑到官银号等银行强行兑换，且数额十分庞大，难以应负。后经奉天商会出面斡旋，并答应在5日内给予兑换50万元，日本人才肯罢休。对于奉天当局来说，这不过是“花钱免灾”，但其结果却是致命的。挤兑风潮使得币值不稳，银元票与现银之间的差价日益明显，到10月初，1028元银元票才能兑换1000元银元。有鉴于此，财政部对东三省官银号加强监管，要求逐日报告兑换行情。
祸不单行，在这危急时刻，张作霖却得知一个重大损失，他私人所有的钱号庆畲祥破产了。为了向奉天人民有个交待，也可能是为了向自己有个交待，张作霖决定追查到底。
他首先找来兴业银行行长兼庆畲祥钱号经理杨玉泉（名占山），要求杨玉泉交待清楚，好好的钱庄为什么说黄就黄了？但杨玉泉吞吞吐吐，不肯吐露实情。张作霖更加愤怒，下令将杨玉泉关押起来，另派熟悉账薄的人员前去查帐，按现在说法就是审计。查帐的结果，发现兴业银行副行长刘鸣岐伙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盗用庆畲祥钱号库款，参与挤兑风潮。据记载，庆畲祥虽然黄了，但刘鸣岐个人却没受一点损失，反而赚了十几万元。继续追查，发现阎廷瑞的情节也十分恶劣，他虽是兴业银行稽查员，却又在瑞昌恒钱庄投入投本5000元。
张作霖深感金融紊乱，贻害无穷，便派外交顾问于冲汉会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郞（代理）。于冲汉说：“在奉天有些贵国人太给你们强大的日本帝国丢脸了，他们不务正业，专去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兑换小洋，再化成银块贩卖，从中取得一点微薄的利钱。此事不但伤及贵国体面，而且贻笑国际列强，张作霖阁下本想直接向贵总领事提出取缔这种不法日本人的交涉，怕损及贵国的体面，所以派我来同你协商，拿出一个即不损伤贵国体面，又顾及贵国商民利益和不妨害中国整顿金融的办法。”
同时，张作霖命令奉天总商会会长杨玉泉会同各银号与日本商业会议所交涉，总算达成了如下一些条款：中国、交通、官银号、兴业银行、殖边银行、黑龙江官银号等六家，每一周内，合出现洋24万元，交由银行团（后改为银行公会）代行兑换；兑换时间为每天下午一时起至三时止；兑换期限自即日起至两个月之间。
另外还商定，兑换之前，应经日本商业会议所审验现款，再经日本总领事发给许可证，方可到银行团兑换。但这一规定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又加了一条：“不满百元之款，仍赴各银行号兑换”，这就给下作的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拿着99元到各银行兑换，一出动就是数百人，有时一天便兑现20余万元。于是再与日本商业会议所交涉，规定每日兑换不得超过6万元。
更可恨的是一些金融机构，乘机大发国难财；当然最可恨的是勾结外国，向自己人下手。某些中国奸商勾结日本人，在奉天、营口两地掀起挤兑风潮，于10月3日内竟兑出银元200万！而挤兑风潮就如同“超级病毒”一样，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并波及东北各地。据《银州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每天兑出的银元都在70余万，这使得奉小洋失信于民，奉天当局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