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张汉卿刚才就是在这里，与人民党天津市委各支部的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对话。赈灾虽然重要，但也不至于让他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去亲自救灾。中国晚一天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中国遇到这样的灾民机会会更多，是一家哭还是一村哭，张汉卿自有分寸。
但是灾还是要救的。在此之前，人民党已经在天津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张汉卿也是趁这个机会，把人民党在天津的工作向他们交底。
天津在北方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但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底子也好。由于民国的许多官员在辞官或落势后都来这里安家，携带的大量财物也给这府城市的经济运转增添了活力。而且天津也是奉系将来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京奉线上的大站，提前布局，非常有利于将来的工作。
三皿煮义的理想在贫困人们心中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要不然无法理解农民们对均田减税的向往。纵观中国的王朝历史，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民的揭竿而起发展起来的。
人民党员在灾民中间的鼓动，确实让一部分人接受了党的观点。他们一跃由赤穷的灾民变成有干劲的活动家，在引导灾民向东北移民的宣传中功勋显著，有些表现尤佳的还火线入了党。
为了方便人民党在天津的工作，张汉卿还出资买下了一幢房屋，后来就成为了张汉卿在天津的故居，成了天津著名一景。如果早知道自己将来会这么出名，房子还是要造大一点，将来拆迁也能给子女多分一套房子不是？当然张汉卿不会这么说，对于伟人，世人还是多以宣扬高大上的一面为好。
在天津的机会很多，这里可以作为落脚处，另外作为人民党天津党部所在地。
钱玄同怀着迷惑又惊讶的心情望着面前的这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少帅：这位就是能写出这么深沉诚挚的《我爱这土地》的作者、能唱出别具一格的《我的家在东北》的作者、能在奉天搞出这么大动静的文武双全的少帅？
在钱玄同心里，诗词曲可是大事，张汉卿在奉天的文治武功倒是下乘了，无非是军阀那一套，显不出什么来。
民国文人都清高，当然也有清高的本钱，无欲则刚嘛。不像很多时候，为五斗米折腰，更有些无耻文人，沦落为政治的附庸。想想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文学名篇多如牛毛，而建国后则形成极大反差，到张汉卿穿越前才好不容易出了个诺贝尔文学奖项获得者----虽然诺奖的公正性值得大书特书讨论一番，但建国之后无大师是真的。